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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讨与完善

日期: 2018-01-11 来源: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 袁小安 谭 婵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程序从简、实体从宽”,兼具实体和程序双重价值。目前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价值功能、适用条件、适用环节、证据标准、律师参与等问题均存在准备不足和意见分歧,必须尽快研究并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范围及证明标准等重要内容。

  关键词】 认罪认罚 价值功能 具体设计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是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制定的法规,自2016 7 22 日起实施。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两高可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西安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本文首先通过列举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主要表现,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现实意义和潜在风险,最后结合工作实际,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案件范围进行有益探讨,提出在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整个诉讼阶段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

  20161116 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将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好案件,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

  从宽分为实体上从宽和程序上从简两方面。对认罪认罚案件,属于基层法院所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使刑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适用速裁程序进行审判。对于基层法院管辖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当中,被告人对程序适用提出异议的,或者有其他不宜简化审理情形的,人民法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这是程序上的从宽。

  实体上,检察机关根据犯罪事实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认罪认罚的情况,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在做出判决时一般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最刑建议,但是如果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否认指控犯罪事实,或者指控的罪名跟人民法院审理的罪名不一致,以及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除外。

  但是从保障人权和确保司法公正角度,对以下几类案件是不适用的: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属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二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他们的代理人和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第三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构成犯罪,以及有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功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公、检、法三机关各自职权的重大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先授权十分必要。从刑事审判角度看,该制度对中国刑事司法具有重大价值。

  首先,它有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接受教育改造,实现预防再犯罪的刑罚目的。一部人类刑法发展史,就是从注重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态复仇”“等量报应”向更加注重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更加注重犯罪人的人格、生活成长经历及主观罪过转变的历史。这一转变使刑罚不再仅仅是冷漠的报应,而更多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强调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尽管我国刑法设置了自首从宽、坦白从宽等制度,量刑规范化改革也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等法定情节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一定比例,但这些刑罚制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审判阶段。对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基于侦查法定原则及起诉法定原则,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公安、检察机关仍必须依法移送审查起诉、依法提起公诉,关被告人切身利益的量刑问题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被提上日程,并被视为是法院独自享有的裁量权。

  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方面给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大限度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也赋于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提起公诉,或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这必将增加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案件时的能动性,积极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减少社会对抗,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罚目的。

  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了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节约了司法资源,有助于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在更高层改上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法治建设完善,刑法的规范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劳动教养被废止后,刑法修改将一些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如醉驾等多发违法行为入刑,使得刑事案件呈显著增长态势。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比十年前增加约60%,“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就必须对刑事案件进行“ 区 别对 待”,合理繁简分流,将更加复杂的刑事诉讼程序用于处理少数疑难、复杂案件,将更简便的程序用于处理占绝对多数的简单、轻微案件。

  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可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 当庭宣判;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亦可适用简易程序审判。这一方面使各级法院从不堪重负,疲于应付简单、轻微刑事案件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少数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中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直接言词原则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制度,最终确保案件的质量和审理效果。

  再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助推刑事诉讼各项制度的发展变化,必将对我国刑事市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结构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凸显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在刑事审判中的权重,这将进一步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

  二是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其对公正的需求程度不像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和死刑案件那么高,实现相对公正即可,由此也必将推动刑事证据制度进行调整,使前者在证据收集、固定、非法证据排除及证明标准上区别于后者。

  三是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审级制度改革。当前,被告人的上诉权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只要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必然启动二审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就应当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作出适度限制,实行一审终审,否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增加诉讼程序负担,也违背了承诺应当信守原则,破坏司法公信力。

  四是将有助于纠正当前刑事审判中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定罪、轻量刑,重打击、轻保护等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调对被告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障,包括从快办理、从轻量刑,还包括对被告人选择程序、获得法律帮助、最后陈述等权利的保障,势必强化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确保其自愿认罪、自愿选择程序、知悉程序后果等等。以上所有这些制度变量都将凝聚成强大的合力,最终推动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深刻变革。

  三、检察机关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现实困境

  1.缺少具体的认罚从宽制度。从现有法律制度看,目前我国尚没有具体的认罚从宽法律制度。从司法实践情况看,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罚的情况,但这种认罚只是抽象的认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是表示愿意接受可法机关的刑罚处罚或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结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罚表现。司法机关一般置于认罪态度中去评价,对认罚能给予多大程度的从宽,无法考察。而且对不同认罚形态的从宽层级与梯度缺乏具体规定,即未建立起认罚从宽处理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需要试点探索完成。

  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具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刑罚及刑幅的量刑建议权。从司法实际的一般情形来看,由于法院在检案院建议的刑幅之外量刑的情况较少发生,甚至可以说,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事实上决定着法院量刑的轻重。在这个意义上,在检察环节统一“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准,对最终审判环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正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从司法实践情况看,为了提高“认罪”率,加速办案,一些地方检察院在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随意使用从轻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诱使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的情况也有发生。由于检察环节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准不均衡、不统一,在案件进入审判环节后,当法官在检察官的求刑幅度内“看菜下饭”进行量刑时,很可能导致认罪案件量刑的畸轻畸重,损害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2.配套制度缺失,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一方面现有相关规定过于框架化,没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进行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只从反面列举了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类情形,对于控辩之间如何协商,协商的载体、平台、程序、内容、效力等未予明确。《办法》只对检察机关单方面作出量刑建议进行规定。这种过于框架化的制度设计虽在一定程度上给试点工作留下了较大的创新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由于缺乏方向性指引而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制度间的协同不足,主要表现为具体的公益值班律师制度和量刑建议指南没有及时跟进配套,难以支持检察机关准确、有效地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检察机关如何制作精准的量刑建议,怎样安排控辩协商内容和公益律师介入,等等。

  3.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程序制度尚未建立。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规定及司法实践情况看,认罪认罚从宽实施的程序保障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不充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缺乏足够的机制支撑,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做法多样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如何实现与现有诉讼程序(如刑事和解程序、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 的衔接等也有待探讨。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设计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

  目前,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案件适用范围,学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均较大,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仅适用于刑事速裁案件,即事实清楚及整体案情简单的案件; 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选择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案件范围; 也有观点认为不应有案件范围限制,包括可能判处死刑的重罪都可适用该制度。笔者认为认罪认罚案件必须要确保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片面地从严和一味地从宽这两种错误的倾向。从保障人权和确保司法公正角度,以

  下几类案件不适用: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属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二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他们的代理人和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构成犯罪,以及有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 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标准有统一规定,各种案件的证明标准均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无论案件适用何种审理程序。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无减低空间。此次籍由认罪认罚制度的完善之机,引入认罪协商的主张逐渐抬头。

  一些侦破难度较大的案件被认为可以进行认罪协商,通过降低指控罪名或罪数来获取认罪自白,完善证据体系。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引入认罪协商的实质是变相降低案件的证明标准。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认罪认罚来适用简化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将更多的司法资源用于有争议的、难侦破的案件。真正实现简案简办,难案精办,繁简分流。对证据有疑问的案件,应该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来搜集证据、完善证据体系,而不能以降格指控来诱感犯罪嫌疑人提供口供。对于无法达到证明标准的,必须严格执行疑罪从无。对疑罪案件及时做出从无处理,同样能够及时终结诉讼程序,减少进入审理程序的案件数量。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坚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既是坚守疑罪从无的需要,也与我国尚不具备认罪协商的条件相适应。我国当前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无法支撑认罪协商制度的运行,自无降低证明标准的空间。美国辩诉交易可以进行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量刑交易,与其“碎片化”犯罪构成要件模式和采用简单相加的数罪并罚模式有关。对特定被告人可以判处十几甚至几十个罪名,自由刑累计可达几十甚至上百年刑期,而陪审团审判又使庭审结果充满变数。只有在这种模式下,双方才有交易的动机和筹码。而我国规定的犯罪行为一般是集合行为,刑罚也是采用限制加重,可以进行罪名和罪数交易的空间非常小。没有了交易的动机和筹码,罪名和罪数交易几无可能,证明标准自然也没有降低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严格遵守证明标准,不能借认罪协商之名擅自降低证明标准,防止疑罪从无的虚化。

  () 建立监督程序

  首先,应当加大对办案人员的有效监督,通过构建内部案管部门监督和外部纪检监察监督,防止因适用认罪认罚制度而滋生的司法腐败。其次,应加强对该类案件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监督工作,既要了解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动机,也要清楚其对定罪量刑的认识与预期,防止在认罪认

  罚过程中存在非自愿或者隐瞒、威胁、欺诈等行为。最后,要建立认罪认罚权利受损后的救济机制。对于已生效的法律判决,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上诉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

  () 发挥律师辩护职能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 条第3 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有相当时间和便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大多法律知识匮乏,对何谓自愿认罪认罚、认罪认罚的应然后果等缺乏必要的法律认知,为保证犯罪嫌疑人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主、自愿,非常有必要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辩护的适用范围,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是在检察环节建立强制辩护制度。应当规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检察环节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必须指派神师担任辩护人。第二是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向法院,检察院、公安看守所派驻工作站,安排律师值班。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请,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制度设置。在认罪认罚案件的检察环节,在犯罪嫌疑人未自行聘请辩护人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亦应就指控罪名及从宽处罚建议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值班律师的意见,以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在保障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中的积极作用。



责编: 江世炎     审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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