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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日期: 2018-04-12 来源: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 袁小安 晏力平
<div class=TRS_Editor><div><p>  <span><span><span>     </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摘要】</span></span> <span><span><span>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政府各个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行各业共同参与;需要采取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纪律和行业规范的以及思想教育等各种方式方法,尤其需要在法律规范和政策调整的范围内进行。这其中,法治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式。<span>社会管理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法治化,通过建设社会主义</span></span></span></span><a href="http://search.xinmin.cn/?q=%E6%B3%95%E6%B2%BB%E5%9B%BD%E5%AE%B6" _fcksavedurl="http://search.xinmin.cn/?q=%E6%B3%95%E6%B2%BB%E5%9B%BD%E5%AE%B6" target="_blank"><span><span><span><span>法治国家</span></span></span></span></a><span><span><span><span>来实现我们国家的良法善治。</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依法进行,法治应该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三大主体”在各项社会管理创新活动中,都应树立和坚持法治观念,把社会管理创新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span></span></span> </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关键词】法治 社会管理创新 基础和前提</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习近平总书记在</span></span><span><span>2017</span></span><span><span>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汇报时指出:政法机关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识为意识,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各项工作之</span></span><span><span>中去</span></span><span><span>。习近平总书记</span></span><span><span>多次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出:“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法治,必须要以法治为基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当前,检察机关正在按照上级的部署,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和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政府作为社会管理最主要的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时,主要职责就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不仅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而且还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悬殊、权力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违法强拆等新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群众利益诉求及其表达多元化需求日益强烈。目前我们社会管理的理念、机制、方式等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些社会需求,也不足以有效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是任意而为的,它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在法治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离开了法治,社会管理创新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内涵</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法治创新是法治政府的责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是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模式,各级人民政府在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肩负着重任,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只有以创新精神去强化法律监督、建设法治体制、更新法治观念、完善法律制度、确立法律规则,才能完成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体制的创新。</span></span><span><span>当前我国法治体制的建设在发生根本性变革,集中体现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之中。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对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应当认识到,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多为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所以除了诉讼手段之外,主要应运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正是回应了社会的矛盾和纠纷这一新特点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应运而生。</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观念的创新。</span></span><span><span>法治观念的创新包含对一系列法治基础观念的认同,主要是公权力边界和私权利保护。政府应当更新权力观念和制度观念,认识到“公共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权力要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制约;相对应的是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即“民事权利法无限制即享有”,法律尊重与保障人权。依法行政需要用法治观念进行思维,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人民政府的执政理念应当体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宗旨。</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律制度的创新。</span></span><span><span>从依法治理到依法治权不仅是观念的变化,更是法律制度的变革。行政法律制度建设应当以规范行政权力为核心,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宗旨,以构建体现法治思想的法律制度为纽带的新型制度体系。社会管理创新所涵盖的法治涉及到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需要法律制度更新与完善。主要包括创新社会管理与行政管理创新的制度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制度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与行业自治的制度完善,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与基本权利救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与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基础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法律制度建设需要跟进的问题。</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律规则的创新。</span></span><span><span>《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法治政府提出了新的“行政规则”。《纲要》是一种政治规则,它提出了解决政治与法律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纲要》是一种法律规则,其中蕴涵了法律规范的基本内容。《纲要》是一种法治规则,它指出行政法治的基本目标。《纲要》是一种行政规则,它确立了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纲要》还是一种社会规则,它试图以法治理念和创新思维来构建新型的社会秩序。在法治政府建设与依法行政的“路标”指引下,更新观念、创新规则,才能有效推进与正确引导社会管理创新。</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路</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当前,社会调解的机制整合是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与方法去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建立解决社会矛盾的多元机制。笔者认为,社会调解工作体系,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为纽带,运用多元化的、相互衔接的、创新的工作方法,以实现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的新型工作体系。调解体系与机制建设,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措施,又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具有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的特点,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观念、政策、法律、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纠纷,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和完善调解机制与制度是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重要内容。</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认识权威性在调解机制中的价值。</span></span><span><span>调解机制的权威表现在社会对其的认同程度上,只有纠纷当事人相信调解机制的权威性,解决纠纷的有效性和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才能对其权威产生敬畏和认同。调解机制的权威性来自调解机制的中立、稳定和可预期。中立性是调解机制的生命所在,是调解机制权威性的重要渊源之一,也是调解机制公正解决纠纷的必然要求。中立的调解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具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条件,内在条件是调解机制所具有的合理内部设计和架构,处理协调纠纷的基本条件具备,即本身所拥有的值得信任东西;外在条件是指调解机制在长期解决纠纷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身形象”,即公众对其所作的评价状态,及其权威性程度。任何一个解决纠纷机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民众的期望也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就调解机制权威性而言,要在承认其权威性不高这一最大的实际基础之上,着力缕析其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确立和提升调解机制权威性的路径。</span></span><span><span>独立性是大调解机制权威性的前提,相对独立性是调解机制保证解决纠纷结果公正性的重要条件,而且这种独立的程度和调解机制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专业性是大调解机制权威性的保证,可以提高对争议事项的分析水平,增强职业思维的规范性、判断标准的统一性、调解处理类似纠纷的一致性,从而有利于避免大调解机制在协调处理纠纷过程中的随意性,增强解决纠纷的公正性。</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公信力在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中的价值。</span></span><span><span>当事人的矛盾或纠纷之所以愿意通过某种机制进行解决,总是建立在对该解决机制的信任和认同基础之上。当纠纷发生主体信任、认同某解决纠纷机制时,就愿意将矛盾和纠纷诉诸该解决纠纷机制,也表明他们相信该解决纠纷机制对解决纠纷或冲突是有效、公平的。人们对事物的接受总是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之上,只有对某事物信任、认可之后,才有可能接受它。如果公众认为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具有公信力并值得信任,就会相信这种机制能够公平、公正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从而能够接受这种机制所作出的决定,如果认同其公正性,即使该决定在实际效果上可能适度偏离,也不会对制度与规则本身持有异议。</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实践当中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已经就某一纠纷进行解决并作出决定,该决定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但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久而久之,造成当事人以及其他民众对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丧失信任,损害了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公信力。要提高公权机关纠纷解决机制公信力,就必须提高公权机关解决纠纷决定的执行度,使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每一个决定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做到“言必行,信必行,行必果”。任何纠纷解决机制所追求的最低层次的目的不应仅是“案结事了”,更不应因解决一个纠纷和矛盾而引发新的或更多的纠纷和矛盾,而应当是“案结、事了、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达到”。增强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公信力,需要公权机关在解决纠纷机制运行过程中,既注重个案的公正解决,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注重社会效果的实现,通过公正个案的累积和放大,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正确处理好法律与创新的关系,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创新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调整与变动,法治则要求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要求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那么,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创新与法治的关系,应当引起人们尤其是各级政府的关注。从实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做法已经使创新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例如,有些地方在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张贴公布曾有盗窃犯罪前科人员的照片、简历等详细资料,来警示顾客、乘客防范盗窃,如此“好心好意”的社会管理创新举措也引发了很大质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越是民众关注多、反映强烈的问题,越不能以权代法,要尊重、遵守规则,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一旦脱离了法治的轨道,就具有随意性与不可预测性,即使在特定时段内可能有助于社会的稳定,长远来看也不能保证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反而使社会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在出现具体的纷争时,也不能及时公正地定争止纷,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解决问题。</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span></span><span><span>。一是强化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深入开展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犯罪和毒品犯罪。同时,根据我县作为经济强县的实际情况,加大骗税、逃税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群众切身利益。二是要健全涉检信访排查化解长效机制。完善涉检信访责任制,检察长作为涉检信访第一责任人,主管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作为直接责任人,积极落实检察长接访、首办责任制,采取开门接访、联合接访、带案下访、领导包案、挂账督办、公开审查等有效措施,确保涉检信访得到有效化解。三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机制。积极推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等工作,把化解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在坚持公正执法、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的同时,加强源头治理,努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四是完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贯彻落实调解优先的原则,明确检调对接的指导原则、工作范围、机制建设、组织保障等内容,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局(所)、律师协会、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协作配合,努力把刑事和解、民事申诉和解、息诉罢访工作纳入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探索建立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联动机制。</span></span></span></span></p><p>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一是严格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针政策,加大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的打击力度,严查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院不仅仅是就案办案,办理一案而预防治理一片。从源头上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办案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二是建立完善的侦查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加强与执法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推进侦查办案一体化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工程建设、土地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金融机构等领域的专项治理。同时检察机关要注重深入调研、分析案发原因、寻求预防犯罪对策,提出预防建议。并且注重警示教育和预防调查、宣传、咨询等工作,注重研究发案规律和发案预警机制,科学规划预防策略,开展重点治理整顿。三是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p><p>  完善执法办案工作机制,提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一是清晰认识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是管理社会的基础手段,也是通过司法渠道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在稳定有序的状态中不断发展。二是要通过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刑事检察职能作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坚持把查办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作为深层次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为载体,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建立侦防一体化新机制,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三是树立正确执法理念,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最大限度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兼顾法、理、情,使每一项执法办案活动都符合法律规定,每一个执法办案环节都合乎规范。同时注重提升检察干警的执法能力培养和执法公信力建设,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p><p>  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促进执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加强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在刑事立案过程中,重点监督纠正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和动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在侦查过程中,重点监督纠正违法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及错捕漏捕、错诉漏诉等问题;在刑事审判过程中,重点监督纠正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量刑问题以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同时还需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和刑罚执行与监管活动监督。二是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认真履行检察职责,积极参加社区矫正试点和推广工作,保证纳入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促进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求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深化建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站试点工作,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质量,协助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教,依法受理社区服刑人员的控告和申诉,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与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定期开展监外执行、社区矫正专项检查,帮助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尽快回归社会。三是协助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结合办案,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治人员再犯罪、“法轮功”人员、社会闲散人员、 “维权”人士犯罪的调查分析,及时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促进完善教育管理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积极参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工作,与共青团、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加强对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口犯罪情况的分析,深入研究发案原因、犯罪特点和规律,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协助加强相关方面的管理。<span><span>窗体底端</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深刻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管理现状,明确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法治为基础</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要以法治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内外两大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在依法治国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展开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我国的政策、法律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有着特殊历史原因的。那么,伴随着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且我国宪法和法律基本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无疑为当前加强社会建设、创新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和现实的手段。其次,就法治本身而言,它虽然并非是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但是与其他管理模式相比,法治是透明度最高、社会成本最低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的保障。通过法治的社会管理,可以用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取代权力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能够确保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促进善良、和谐的社会管理状态的实现。总之,以法治为基础的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span> 充分发挥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法律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判断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依据。如果离开法律的标准和依据,脱离法治的程序和制度,放弃司法解决矛盾纠纷的终局性机制,实行少数人或者个别人说了算的人治,坚持“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奉或者推崇“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做法,就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长治久安地解决社会纠纷,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的权威,危害国家的法治基础和政治秩序。当然,强调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调整和规范作用,并不排斥和否定道德规范、纪律规范、习俗规则、规章制度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其他规范和方式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应当把所有社会规范规则和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作为一个系统,统一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相互补充、彼此衔接的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社会管理;另一方面,鉴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状况,鉴于法律规范具有的强制性、国家意志性、规范性和明确性等特征,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因此要适当突显法律在社会管理中与众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建设法治社会。</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 <span><span><span>发挥立法在分配社会利益中的重要作用。</span></span></span><span><span><span>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良法善治”,或者“良法之治”。何谓良法?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正义、公平、民主、人权、秩序、安全、幸福、尊严等共同价值,应当是评价法律“良”否的重要尺度,也是创制良法的价值追求和实现良法善治的伦理导向。“善治”就是通过法治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良法是前提,善治是手段、过程和目标。应当创造良法,为社会管理提供善治的规则条件。然而,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特殊群体利益影响甚至主导立法过程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集团利益痕迹的法规,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立法扩权卸责”、“立法不公”影响了良法的质量,损害了法治的权威,制约了法律的实施,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从社会管理创新和良法善治的要求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应当努力从制度上消除部门立法和立法不公的种种弊端,大力推进民主立法和立法博弈,在制度和规范设计阶段就消除社会矛盾的隐患,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span></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 <span><span><span>发挥司法对权利救济的重要作用</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在法律领域,人们的社会利益往往表现为各种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损失时,就需要司法予以救济。在其他救济渠道和救济方式不能奏效时,更应当通过司法途径来消除侵害,矫正权利的错误形态,恢复权利的正常状态,使之回归到法治正义的轨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当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发挥司法的这种权利救济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应当尽快转移到推进宪法和法律实施上来,充分保障和发挥司法实施法律法规的基本职能,着力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在社会学看来,公正高效权威廉洁地履行司法职能,依法积极有效地救济权利,就是一种通过司法制度来实施的重要社会管理形式。</span></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 <span><span><span>发挥法治体系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保障作用</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从社会法治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人民调解法》、《社会保险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调整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保障民生和社会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没有公平及时的执行落实,缺乏有效公正的司法保障,这类法律法规难以付诸实施或者实施不到位,则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得越多、标准设定得越高、权益内容描述得越好,所引发产生的矛盾纠纷、冲突事件就可能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可能越多,进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甚至激化某些社会矛盾。因此,应当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统一起来进行“顶层设计”,尽可能做到法治各部门分工不分家,法治各环节前后照应、相互协调、彼此兼顾、统筹运作,尽可能避免相互脱节、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等现象。</span></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 <span><span>五、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span></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既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管理亟须创新,那么,如何在法治基础上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又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实施,既避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管理创新,又防止法律适用的教条化,则是更紧迫的任务。</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植根于法治基础之上。这首先要求社会管理各主体尤其是政府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新,不能逾越法律确定的范围、权限、程序、手段与方法,并将法律当做解决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民众正当利益的保护都纳入法治轨道。只有牢固树立依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才能带动社会管理机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最主要的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时,主要职责就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换言之,依法行政就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社会管理创新,一切体制、机制和方法上的创新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为此,在社会管理理念以及具体机制、方法等方面,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需要实现从传统的“管制命令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从政府“包打天下”向社会协同管理转变,从青睐强制性行政手段向重视疏导性手段和正当程序转变。</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构成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基础的法律内涵是广义的、开放的,不仅包括各类各层次的法律具体条文或规范,还包括统领或补充具体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基本法理,如人权保障、正当程序、诚信与依赖保护以及比例(或适度)原则等,这些都是法治的基本内涵,需要执法者全面把握并灵活运用。这意味着法律有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不打折扣;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不仅要合法,更要合理、适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应当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和民生目标,探索一些新的管理方式,但这些都应该是符合法治原则的创新。</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法律本身也要及时完善和创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社会管理法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法律本身不应是长期僵化不变的,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法律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应继续加强社会管理立法并及时修订完善。实际上,立法与实践总是彼此互动、互相促进的,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突出暴露了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弊端,直接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新法的制定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推动了这一领域社会管理的创新。</span></span></span></p><p>
<span><span><span>  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首先应当从“民生”入手,着力建立健全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立法。其次,完善扩大民主有序参与的具体法律机制,如为了防止听证流于形式,避免公众对决策的不信任与不合作,应当通过立法强化听证程序、扩大听证事项覆盖范围、增加听证人数、提高利益相关者所占的比例等。再次,作为社会管理协同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立法也需要加强和完善。要及时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成功创新经验制度化、法制化,对实践证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滞后的社会管理法律,应及时对其进行修订,解决好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体责、权、利统一与协调的问题,确保社会管理创新有法可依,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span></span></span><span><span>     </span></span></p></div></div>

责编: 江世炎     审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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