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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日期: 2018-07-10 来源: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 袁小安 王玉洁
    

   【摘要】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探索的重要历史课题。推进法治建设,必须逐步树立法治理念、追求和实现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新枫桥经验”的实质就是用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之间矛盾的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新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管理是丰富和发展“新枫桥经验”最有效的做法。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新枫桥经验”,要求将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社会管理创新、法治方式有效结合,实现群众路线的法治化。

  【关键词】新枫桥经验 社会治理 法治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新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平安是改革发展的基基和前提,平安建设,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基础。要充分珍惜“新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新枫桥经验”、正确运用“新枫桥经验”,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根本性任务,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真正树立起平安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旗帜。因此,如何理解“新枫桥经验”、群众路线和法治思维之间的关系,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枫桥经验”,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要深刻领会“枫桥经验”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所在,以群众路线引领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不断实行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前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的演说》中说到,一定要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就说明,在近代,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论政治体制如何,统治阶级都在认真寻求如何以科学进步的方式管理社会。而伴随着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的进步发展与国际化趋势,一些有识之士对“新枫桥经验”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理性。“新枫桥经验”为什么能够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这需要回到历史,从发生学角度对“新枫桥经验”加以考察。

  “枫桥经验”诞生于60年代改造“四类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依然是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在运动之初,枫桥一些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也提出了不少过激要求。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了“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斗争会上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枫桥由此创造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并在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强调“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以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一年后,党中央肯定推广“枫桥经验”已大显成效,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而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由此可见,“新枫桥经验”的实质就是用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这是“新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50多年来,浙江诸暨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动摇,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枫桥经验”。20世纪60、70年代,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年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新世纪以来,紧紧扭住群众路线这条主线,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管理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枫桥镇获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长安杯”。

   1.构建大调解模式,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浙江诸暨实行“点线面”结合的大调解模式。面上市镇村三级联动,建立市级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全市27个镇乡(街道)、468个行政村和59个社区全部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线上专业调解有序推进,组建医患纠纷、法院诉前、交通事故、消费权益、劳资纠纷、婚姻家庭六大专业调解中心,法院和5个基层法庭建立诉前调解委员会,16个派出所建立治安纠纷调解中心,8个交警中队建立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室。点上多元调解全面铺开,创建枫桥“老杨调解中心”、璜山“老朱调解工作室”、“江大姐调解室”等品牌调解室。  

   2.深化网格化管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一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全市共划分网格4780个,服务团队5109个,参与服务人数达3.8万人,实现了信息收集、治安防范、纠纷调解、法律服务、公共安全等基层社会服务管理领域全覆盖。二是加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建立“综治工作中心”,形成“敲锣打鼓赶麻雀”和“维稳工作大家挑”的良好态势。配套完善1727个治调组织、678支巡防队、1000多人的平安协管员和3.2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推进“综治进民企”,积极引导“两新”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全市员工在100人以上的民营企业全部建立综治工作站,296家社会组织全部设立督导员。

  3.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枫桥镇探索出具有枫桥特色的“创业式管理、民族式管理、亲情式管理”模式。基本杜绝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引发的各类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有效地控制了流动人口刑事发案总量。如建立公共服务中心,实施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建立有规则、有程序、有监督、有测评、有追究、公开化的“五有一化”权力运行体系,实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听证会、票决制;制定实施村规民约和民主章程,编印《民主治村手册》,落实村务公开,保障群众“四个民主”权利;开展“进村入企联户”大走访活动,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等。

  二、要认真领会“新枫桥经验”,明确建设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法治,是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和国家治理方式,也是视法律为社会最高权威并追求法的合理性的理念、文化和价值的体现。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思想,“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段于法”,“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体现了“法治”的一定精神。法家的“法治”思想反映了当时进步阶级改革社会的迫切要求同时体现了当时百姓希望社会安宁的愿望,为结束当时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国,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古代的“法治”,其内容反映的还是君主的意志,严格意义上说,“法治”仅为手段,它实质上还是“人治”。但我国古代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注重制定和实施法律,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造就封建盛世,并形成了中华法系,值得思考。尽管如此,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期间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却一直处在封建集权专制体制之下,人们迷信权威、畏惧权力、重义务轻权利、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指导思想,“为政在人”,崇尚人治,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虽然进行过变法历程,引进西方法制,但因清朝政府的灭亡而告终。现代北洋军阀时期,虽有立法,但也只是形式而已,本质上实行的还是强权政治,实行的是人治。国民党时期也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实行的还是党治和专制统治,最终退出大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曾经强调和关注民主和法制,虽制定了五四宪法,终因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而导致公民权利遭到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以上的历史充分说明,在人治社会里,社会难以长治久安,要使社会长治久安,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外,需要实行法治,使人治社会进入到法治社会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法治,可以避免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或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不稳定状态。法治以民主为基础,“集众人之智慧,经过认真思考讨论形成的法律,被普遍地认为充满理性,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摈弃了个人非理性的情感色彩,可以逐步形成被人们视作优越于人治的法治模式。”另外,法治通过严格的程序使法律保持其合理性和稳定性,从而使这种法律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法治强调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从而使国家和社会能够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持续的繁荣;法治通过其固有的原则和程序为协调公平与效率提供了理想的制度空间和实现方式,因而能够保护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这些,均可以验证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早就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

  “新枫桥经验”证明: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第一,法治是确保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可逾越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再从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是我党总结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律,需要法律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运行规则,制止不正当竞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自然资源,惩罚各类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因此,实现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制化,没有法治,民主难以实行和发展,人民主权只能是空话。反过来,有了民主,法治才有基础,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的设置和行使,推动法治政治的发展。现代的社会应该是民主社会,其政治应该是法治政权,强调以人为本,将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法治是保障人权和防治权力腐败的有力武器。一个和谐的社会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尊重人权,甚至是人权高于一切。现代法治以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宗旨,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而且为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近年来,政府的公权力越来越强大,公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容易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掌握公权力的人也容易以权谋利和滥用权力。因此,需要通过法治来建立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犯后的救济制度和权力制约监督制度。

  三、要认真理清“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新枫桥经验”要继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首先必须理清“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找准两者的结合点,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两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枫桥经验”和法治建设的目标都是服务大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枫桥经验”是化解矛盾的经验,它发源于化解矛盾,服务于化解矛盾,丰富于化解矛盾,又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创新。而化解矛盾的目的是为了和谐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运用法律来规范社会各种组织和人们的行为,维护理性的社会秩序。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为维护社会安定提供保障,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两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都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新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就是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新枫桥经验”本身也是在党的领导和倡导下得以诞生、推广并不断创新、发展的。而我们讲的法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的本质内涵都是以人为本。“新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的经验,它尊重人、理解人、关爱人、教育人、提高人,注重规范人的行为,维护人的权益,提高人的素质,和谐人的关系。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制约公权、保障民权,制约公权最终也是为了保障民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人的合法权利,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两者的基础是一致的。“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都要求加强和重视基层基础。“新枫桥经验”是强化基层基础的经验。“新枫桥经验”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注重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立足于预防和及时化解矛盾,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努力以基层的稳定促进全局的稳定。而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基层自治制度,规范基层管理,加强面向基层的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等,又都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内容。

  2.“新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法治建设为“新枫桥经验”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当前,大量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因社会转型中的利益问题而引发,同时也与政府行为不够规范、基层民主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群众法治意识比较淡薄等密切相关。而加强法治建设,可以制约和规范行政权力,促进政府依法行政,避免政府因滥用权力或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制约村干部的权力和行为,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加强普法教育,可以帮助群众提高法律素质,以合法、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法治建设是新形势下落实“新枫桥经验”的有力保障。

  “新枫桥经验”为法治建设提供有效手段。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体制转变、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十分复杂,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类型矛盾不断出现。而“新枫桥经验”恰恰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新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充分依靠群众,把发扬民主与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做到矛盾不上交;通过倡导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维护稳定。因此,“新枫桥经验”丰富和完善了法治建设的内容。

  法治建设对“新枫桥经验”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枫桥经验”是一面旗帜。我们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新枫桥经验”虽然已在各地生根开花,但在工作理念、工作领域、工作方式、工作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发展、创新。

  四、要正确认识“枫桥经验”面临的挑战与转型,准确把握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的关系

  (一)“枫桥经验”面临的现实挑战

  发动和依靠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问题,是“新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新枫桥经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惑。主要表现在:其一,“新枫桥经验”对发源地枫桥镇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当年的中国衬衫之乡已经雄风不再;其二,“新枫桥经验”似乎没能有效避免“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从直接原因来看,一是过度重视维稳,影响公共服务。枫桥镇实行“综治费用无障碍审批”,据了解,该镇每年综治费用达到400万左右。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维稳工作,影响了发展经济的精力,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投入,从一定程度上说埋下了隐患,导致了群众不满,上访率、信访量上升。二是信访考核过度甚至一票否决,导致部分民众“上访热情高涨”,抓住政府“软肋”,施加信访压力,造成部分民众信访不信法,迫使政府保障自己未得或受损利益。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一是以利益诉求为主的群众问题和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叠加频发,群众工作难度更加凸现;二是地域界限日益模糊,社会成员流动频繁,以户籍、身份、隶属为主的群众管理模式受到挑战;三是群众的观念意识更加独立,亟需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策略、方式、机制;四是部分村镇基层组织功能的式微、少数党员干部作风涣散,影响了群众工作机制的有效发挥;五是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主体不断增多,需要更加注重整合基层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力量。

  (二)“新枫桥经验”转型表明:群众路线的法治化

  “新枫桥经验”面临的挑战,不是枫桥镇的特殊挑战,而是各个地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本质上是如何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应对这一挑战,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法治化。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是“新枫桥经验”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必然要求。当前,讨论群众路线的法治思维,特别要强调制度思维、权利思维和底线思维。

  1、制度思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一,制度思维要求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制度化治理。“运动式治理”对于集中力量解决特定的矛盾,如历史遗留问题,虽然有效也有必要,但不是常态化的矛盾处理办法,容易“一阵风”、“治标不治本”,难以应对大量的常规化的社会矛盾。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制度思维的核心内涵是用制度管好公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社科院2014年“法治蓝皮书”统计发现,近十几年来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从诱发原因看,首要原因是劳资纠纷引发,其次是执法不当和征地拆迁。因此,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第三,制度管权不仅要管好执行权,也要管好决策权,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制度化。“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推进器”,有利于从源头上降低决策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川遂宁、江苏淮安、上海等地已经先行先试。从制度完善的角度看,应当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地位,比如将其确定为公共决策的重要依据或必要环节,并从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评估标准、评估程序、评估责任等角度加以完善,比如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评估主体和决策主体的问责制度等。当前,还应从应对执政风险的高度,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从制度上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生存空间,建立反“四风”长效机制。

  2、权利思维:通过维权实现维稳

  第一,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群众,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当前,社会矛盾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我们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才能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第二,通过维权实现维稳。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就没有制度的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研究发现,“僵硬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目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因为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而造成的。近年来社会矛盾冲突事件呈现的上升趋势,其根源并不在于利益矛盾数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无法应付,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无法及时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关于劳动争议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劳资纠纷中,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保护资本,偏向于企业一方甚至与企业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这样,制度内维权经历通过降低工人对调解者公正性的认知,间接地降低了工人对制度内维权渠道的偏好而提升了他们对制度外维权渠道的偏好。这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劳资纠纷频频引发群体性事件。公民合法权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当前,针对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特别要保护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3. 底线思维:法治底线和政治底线

  第一,法治底线。近年来,“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根源,虽有体制机制和民众法治意识缺乏等因素,但关键在于个别领导为了一时稳定突破法律底线,助长了这种风气,损害了法治权威和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因此,必须树立法治的底线思维。“法治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最权威的方式,是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首先,应当畅通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渠道,通过公正司法增强民众法治信心,树立法治权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其次,应彻底杜绝任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钱替法、以领导意志取代法治的错误做法,所有纠纷都应依据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并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因当事人的身份、处境等给予其不当的待遇。再次,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实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权威的统一。当然,在坚持法治底线的原则基础上,也不排除对某些特定人群和特定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人性化处理,以利于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第二,政治底线。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要依靠群众,要增强社会自我消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为了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中央已经明确要求,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但是群众路线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决不是要排除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不能把“去行政化”理解为社会组织与政府越没有关系越好。相反,应当以“强政府,强社会”为方向,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依托,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之成为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坚强战斗堡垒。  

  如果说“新枫桥经验”的形成,表明了群众路线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作用和意义;那么,“新枫桥经验”的发展,则表明了社会管理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路径和方向。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新枫桥经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有序,本质上仍然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但必须将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结合起来,用制度管住权力,以维权实现维稳,守住法治底线和政治底线,实际上就是要求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和善治。

  


责编: 江世炎     审核: 江世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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